自马歇尔提出了“产业区”的概念以来，产业集聚俨然成为管理学、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学科的热门研究课题之一。总体而言，产业集聚大多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但现实的发展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也正朝着集聚化的方向演进。生产性服务业日益成为各国着力发展的重点产业，国际性大都市往往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密集的地区。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有比制造业更为明显的集中趋势，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问题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1 生产性服务业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概念
美国经济学家H.Greenfield在1966年研究服务业及其分类时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并指出其内涵是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实行市场化的中间性服务投入[1]。Browing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企业和公共机构提供服务的服务业类型，主要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和商务等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的具有知识密集型特点的服务业[2]。Daniel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产品中有实际价值的部分卖给了其他生产者，并没有直接进入消费者的服务[3]。段杰、阎小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提供服务，而非直接向消费者服务，其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科技进步密不可分；它不直接参与生产或者物质转化，但又是任何工业生产环节中不可缺少的活动[4]。综合国内外文献，本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指那些向其它组织提供用于其进一步生产和运作的服务活动的服务业，一般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特点，主要包括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和计算机服务等。
国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对其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已有的集聚概念进行探讨。少数学者进行了界定，但也是以原有的集聚概念为基础，如D•Keeble&L Nacham[5]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就是指在一个小的地理范围内，大量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中。
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理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理主要是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要集聚，通过集聚获得了什么效应等问题。
早期大多数学者都以马歇尔等的观点为基础，认为集聚的根本动因在于获得外部经济；1988年，Scott从组织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入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认为后福特制使得企业开始关注更为具体的生产环节。为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企业把不相关的技术、部门转移出去，释放其中可能的风险[6]。在被转移出去的部门中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现在被称为服务业外包，由此形成了弹性生产体系，这是理解服务经济形成的关键[7]。服务外包和弹性生产体系要求企业同生产性服务业紧密接触，这便产生了集聚的内在要求。另外，Moullaert和Gllouj[8]则提出，对集聚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不同的特性，制造业主要是从事于生产、营销和向最终消费者进行分销等活动，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从事向其它企业和组织提供定制化的，有时候是新的信息、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活动，用来解释制造业集聚现象的集聚理论，可能并不适合于生产性服务产业。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专门针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系统理论分析。
大多数学者通过案例，归纳了以下一些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Alexander对伦敦、悉尼和多伦多等城市的事务所调查后发现，企业经营者追求集聚主要是为了有利于接近政府机关、顾客、关联企业、其他服务业和决策集中[9]。Deniels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面对面联系方式越来越少，但是传统、威望、劳动力等经济因素都会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办公场所向中央商务区（CBD）集中[10]；有学者认为集聚本身就可以成为进一步集聚的原因，集聚一旦形成，便有一种如惯性般的自我强化作用。因为集聚在一起的企业可以共享中间投入产品或基础设施服务，如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交通基础设施、通信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这样一方面可降低客户的搜寻成本，另一方面集聚区域所形成的品牌也可以传递给区域内的企业，从而让每一个企业都从中获益[11]。S.Illeris把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因素归纳为享受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的机会[12]。Keeble和Wilkinson在对欧洲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实证考察中，认为“创新环境”与“集体学习过程”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两项重要的推动因素，他们强调某一生产性服务业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形成集聚的过程和这些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创造性能力、学习和分享集聚内其他生产性服务企业知识溢出的能力息息相关[13]。
Stein从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产品的性质上，解释了集聚与分散的动因在于非标准化，指出那些不复杂的、能够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活动会在空间布局上趋于分散，而那些复杂的、不能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会选择集聚的布局模式。生产性服务业需要根据不同需求者的不同要求提供差异性的产品，这使生产性服务的标准化或服务要素的标准化变为不可能，同时，标准化解决不了生产性服务本质上个性化的需求和要求多样化的难题。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成本下降，以获得额外收益，生产性服务业的非标准化，是集聚的一个因素[14]。
Keeble等认为许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都需要进行全球化经营，这些企业一旦能够位于一个国际化都市中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区，就会获得发展全球化联系的额外优势。Stein从文化资本出发，认为生产性服务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经常会带来一种社会文化上的接近，这种社会文化上的接近会使这些企业之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念和默认的理解，形成了“非交易下的互相依赖”(nontraded interdependence)，社会文化上的接近也能够促使集聚的企业共同获益。
综上所述，虽然有许多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大都是分析产生集聚的具体原因并且加以归纳，对集聚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缺乏规律性的总结，且局部研究多于整体研究，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上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分析框架。
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模式
目前，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的探讨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理论，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参考产业集聚模式的分类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行模式分类。不同集聚模式在形成原因、集聚方式及其空间关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
3.1 马歇尔新产业区集聚模式
该种集群特征是众多小企业集聚，集群内部有着复杂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竞争合作关系，和区外的企业联系不密切，集群内部企业间存在长期的合同和承诺，集聚具有地方文化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性突出，集群内企业信息交流频繁，技术外溢效果明显。集聚能够吸引大量顾客，顾客也能够把信息反馈给企业[15]。在这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内，内部流动性非常强，对外流动性比较弱，服务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竞合关系）。这种竞合关系的深化，就会形成最有效、可持续的网络关系，由此促进潜在效益的共享。意大利中小型服务企业网状集聚模式就属于该种模式，同时具有多样化、多层次和网络化的结构特征。
3.2 轮轴式集聚模式
该种集群是由一个或者多个核心企业为中心，沿着核心企业进行价值链上下游及其水平方向多方位合作，表现为长期的契约和合同责任，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主的配套产业集聚。大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小企业获得集聚经济[16]。在轮轴集聚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集聚区内的联系主要是中小型服务企业与大型制造企业之间的供需关系，相互依赖性比较大的这两类企业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由此逐步形成一个综合的生产系统。集聚典型为日本丰田汽车城。
3.3 卫星平台式集聚模式
该种集群由于政府税收优惠和租金以及特殊区位的吸引，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在一个区域内集聚，集群内部企业联系较少，集群的增长性和持续性有限，竞争优势来自于当地的资源禀赋，或者政府提供的优惠[17]。英国西南部金融服务业集聚区就属于“卫星平台”模式，主要由伦敦的一些大型金融服务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建立的分支机构组成，集群内部联系较弱，而集群内企业与集群外母公司密切联系。
3.4 政府主导型集聚模式
该集群模式有一个或者多个政府控制的大型企业、科研机构或者大学，因此吸引众多的中小服务企业集聚在其周围。该种集群政府干预程度大，集群内部市场化程度低，出于整体利益最大化考虑，政府会制定积极的技术扩散政策，企业也会积极执行该政策[18]。政府主导型集聚模式是一种外部驱动型的集聚，其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此外，政府主导而形成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规模和层次是考量政府作为高低的重要标志。政府主导型集聚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常见，我国许多城市建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有政府驱动的因素存在。上海西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就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集聚模式。
马歇尔新产业区集聚模式属于内生型集聚类型，根植性强，但是企业管理水平相对较弱，缺少主导企业；轮轴式集聚模式和卫星平台式集聚模式则属于嵌入型集聚模式，主要依靠地缘优势、外资政策和低成本优势，既有政府引导也有大型企业的内生优势，但集群根植性弱；政府主导型属于外生型主要依靠政策优惠，受簇群内各企业技术与知识的高度外溢和技术创新投资风险大的影响，技术创新动力不足[19]。不同模式的服务业集聚区有不同的特征，政府在制定产业集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些模式之间的区别，使集聚政策能够适应不同模式集聚区的特定需求和条件，从而促进集聚区的发展。
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演化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演化是从动态视角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Storper和Walker[20]通过研究认为，服务业集聚演化是具有生命周期的，而且其在地域上的布局正是建立在这之上的。完整的生命周期一般包括导入期、发展期、成熟期、稳定期和衰退期五个阶段，发展期一般被公认为是集聚快速发展和集聚正效益阶段，进入成熟期后，集聚就开始出现分化现象，一般到饱和阶段基本就是服务业集聚的末期临界状态，因为群内已经呈现出严重的拥挤和竞争加剧状态，这时空间扩散和分化开始成为企业的低成本选择，这就标志着集聚的衰退。
Sam[21]对汉城的产业集聚分析结果显示，汉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产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象基本类似现在中国的情况，由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于CBD区域，对外围制造业和加工业形成单一核心的扩散模式。随着80年代后期政府对汉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和部门的重构，以及中央商务区的重新布局调整，汉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逐渐演化成一种“多核心”的局面。
国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演化模式研究，主要的结论有集聚形成原因方面的分析，诸如利益驱使、资源和市场吸引等，以及集聚的发展趋势方面的分析。杨亚琴[22]通过研究得出了集聚的内在增长动力机制，她认为积聚的形成、发展和演化都要受到经济总体、市场结构和社会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集聚通常会在经历初期的单一CBD集聚之后，分散形成多个小型CBD集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衰退速度，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可以通过集聚效应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5 结论
学者们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理、集聚模式和集聚的演化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但相对于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而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还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静态分析多于动态研究，尽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演化问题已有少量研究，但仍缺乏系统的、长期的跟踪研究；其次，经验分析多于模型检验，对于其内在机理及影响因素探讨还缺乏规律性的总结和理论模型，忽略了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的差异性，未能基于服务业自身特性，结合各指标不同侧重点，多视角测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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