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会馆的定义
学界普遍认可的会馆定义：会馆是一种同乡组织。如“会馆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1]；“会馆是明清时期异乡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2]；“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是指同乡的组织”[3]。也有的人把会馆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等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或把会馆分为一般同乡人的会馆和商人的会馆[4]；或认为会馆可以是同乡组织，但也可以是同行组织[5]；也有人认为北平、上海的会馆“是以慈善的机能来帮助同乡人”，它们“首先是商业资本的组织”[6]。还有人说：“所谓会馆，系寓居异乡城市中同一乡贯的官绅商民所建的馆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外出商民不断增加与城市中土著非土著矛盾日渐加剧而出现的一种封建组织”[7]。我们可以从学者们研究的各个层面各个角度中看出，会馆即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客籍人士的社会组织，其经商方面的功能不容小觑，所创造的经济活动也不能一笔带过。
2 陕西会馆的社会功能与主要活动
关于传统会馆的功能，郭绪印先生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乡的互济和公益作用；一是政治活动和爱国活动。前者表现为“救济经济困难的同乡；创办学校为同乡子弟创造受教育的条件；创办医院为同乡免费、减费医疗；调停同乡内部纠纷等。各项事业都是在同乡工商业者捐助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互助性、公益性很明显。”[6]后者表现为对当时国内重大政治事件发表言论、参与救亡民族危机等爱国举动。邵雍认为，“在近代上海，会馆公所的功能是：①协调、统一同籍、同业的社会化活动。②由于同业，会馆公所成了行会组织，制定行业的制度条文。③调解、平息同他人的经济纠纷和冲突。④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与福利性服务，有条件的设立医院。⑤设立祠庙，祭奠祖先，拜神，举行岁时祭奠。”
[7]其实，传统中国会馆的社会功能笼统上说可以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对会馆成员所起的作用，对外主要是参与社会活动。会馆的对内功能具体可包括互助功能、公益功能、宗教功能以及娱乐功能等。对外功能具体包括代表同乡处理与旅居地地方政府的关系、与其他旅居地同乡团体的关系以及参与社会其它政治活动等。
2.1 陕西会馆的对内功能
陕西会馆最初建立时主要是以处理同乡事务为首要任务的，其功能主要是对内的。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会馆自身的发展，逐渐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陕西会馆的对内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同乡成员的互助，帮助同乡成员的公益性活动，以祭祀乡土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宗教活动以及同乡成员之间的节日和纪念性的娱乐等。
2.1.1 办理同乡的丧葬事务
陕西会馆办理同乡的丧葬活动主要表现在为客死异乡的同乡施棺助葬方面，可以分为寄存棺柩和在会馆所在地埋葬、施棺并资助运柩返乡两项活动。关于对客死异地同乡的寄存棺柩和在会馆所在地埋葬的办理，会馆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寄存棺柩的手续。
2.1.2 帮助同乡成员的公益性活动
陕西会馆还为寄寓本地会馆的陕西同乡商人提供医疗、教育等各类社会保障。会馆所在地开埠通商后，来此从事商业经营的陕西商人不断增多，许多中小商人由于资本小、经营不善，生活更加贫困，尤其是生病时大多无钱医治，会馆为贫苦生病同乡提供医疗。还有各类捐助救济和为同乡子弟提供免费教育。此外，会馆还具有帮助同乡寻找工作的功能。
2.1.3 以祭祀乡土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宗教活动
传统会馆一般都供奉着同乡移民自己心目中的神灵，从小的方面看有代表某一地域传统文化的乡土神，从大的方面看则有代表着真善美以及忠义等形象，如：关帝等。会馆以崇拜神灵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祭祀活动其实是会馆同乡成员之间的一种宗教活动，是会馆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所祭祀的神灵是会馆凝聚团体向心力并维持其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同时还是乡土文化在异地他乡的延续，反映了客籍同乡强烈的思乡感情。这里，祭祀注重“忠义”的关公大帝，目的是以“忠义”来协调同乡商人之间的关系，凝聚同乡商人的向心力。
2.1.4 同乡成员之间的节日和纪念性的娱乐活动
为了促进旅居异地他乡的同乡之间的感情，交流各种商业信息，增进同乡之间了解，促进会馆成员之间的团结，会馆还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一系列节日和纪念性的娱乐活动。“每逢佳节倍思亲”，为了缓解同乡商人的思乡之情，该会馆一般在每年的端午、中秋都要举办规模庞大的宴会联谊活动。这些联谊活动尽管花费很大，但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寄寓外地的同乡商人的思乡之情，同时也可以更加凝聚同乡之间的向心力。
2.2 陕西会馆的对外功能
会馆的对外功能具体包括代表同乡处理与旅居地地方政府的关系、与其他旅居同乡团体的关系以及参与社会其它政治活动等。“苦力和劳动者绝大多数离家很远，并且难找到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一类的组织，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苦力的同乡组织也要靠‘有权有势’的同乡（工头、包探、‘有面子的人’）。碰着同乡之中有争端发生，或者受到外县人的欺侮，‘会馆’的主持人物，就要出来调解或者‘争面子’。”[8]当陕西商人与当地居民和其他客籍商人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会馆的主事者往往会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资源进行协调处理，使冲突向着有利于同乡的方向转变。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陕西会馆不断向近代社团的转化，会馆的功能也不断的社会化，渐渐成为陕西商人对国家和社会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看法及主张的代言人。位于河南上蔡和伊川的“山陕会馆”就是山陕商人为了联络乡谊，推广贸易而修建的。河南是人口大省，其“民不谙货殖”[9] ，“令其营商作宦。则群视为畏途，盖有视离乡为莫大之苦，视宦商如登天之难”[10] 。山陕商人乘势而入，成为明清时代河南行商的主要力量。“商贾多陕河北之民”[11] ，使中州大地到处游动着山陕商人的身影。其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保护山陕商人财富和利益。
陕西会馆除了在旅居地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外，还时刻关注故乡的各项事务，积极为家乡捐款捐物，帮助家乡解决困难。
3 结语
综上所述，陕西会馆的产生是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它不仅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亦与明清科举制度、人口流动相伴随。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交通的便捷为贩运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南来北往的商人推进了国内物资的流通，可是由地域文化而产生的不同语言、文化习俗又构成了商人们谋求发展的障碍，同籍商人的会馆由此有了内驱力，他们起而模仿官绅会馆并发扬光大之。其次，在社会功能上，会馆最初是作为同籍在京官吏的集聚之所而出现的，其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功能日益增加并规范化，而“祀神、合乐、义举、公约”是其基本功能。再次，会馆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范围看，除了以行政区域划分外，还有因经商的地区相同而建的会馆，又有同业组织为应付当地土著的压迫和保护自己利益而组合的会馆。
总之，会馆是明清时期易籍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适应了社会的变迁而产生，又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在会馆的演进过程中，不仅存在着时代发展的阶段性，而且又包含了地域发展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前言[M],文物出版社,1980:4
[2]吕作燮.南京会馆小志[J],南京史志,1984(5):14
[3]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M],台湾学生书局,1966: 11
[4]加藤繁.清代的北京商人会馆[M],中国经济史考证, (3): 101
[5]寺田隆信.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M],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561-582
[6]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M],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 37
[7]邵雍.中国近代社会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42
[8]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2-3
[9]灵宝县志[M].卷二“人民”.民国版
[10]嵩县志[M].卷九“风俗”.光绪版
[11]舞阳县志[M].卷六“风土”.道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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